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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 帆:对于中国地下经济的粗略估计

发布日期:2012-12-30

  ----------兼谈经济学“实证”与价值取向 

  一部分“主流派经济学家”,主张“没有道德的经济学”,和价值中立的“实证性研究”,他们却没有能够对中国渐进改革的某些最基本的问题如利益转移,作出真正的实证性分析。

  “名不符实”在学术上的基本原因,是在经济研究中片面强调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概念规范和标准模型,这就产生难以克服的矛盾:第一,中国缺乏系统的数字去满足他们的模型;第二: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利益关系的,中国渐进改革的特征是“隐蔽性利益转移”,标准的西方经济学难以研究这个“隐蔽性”。如果硬要以

  它作为“正统和主流”,来规范中国渐进改革研究,甚至贬低和排斥其他研究方法和其他经济学家,就必然产生误导。

  “规范性研究”的最大盲区在于地下经济这部分。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有 “红,灰,黄,黑”几部分,只有公开合法的“红色经济”是有正式统计数字的,而且也有误差,这就要靠研究者的经验,实感和典型调查进行补充。处于“渐进改革转型期”的中国,正式统计误差大,灰色收入更大。这就给经济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在标准模型的基础上,需要更多的经验,个例,直感和“拍脑袋”,统计数字越不准确,拍脑袋的成分越多。

 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脑袋,判断优劣的客观标准在那里?作为学术标准的模型和概念当然是有效的,但是社会实践更加重要。目前经济学理论界极力推崇“学术标准”,将“理论上和真假问题”和“实践上的真假问题”区分出来,以追求“知识增量”为经济理论的目标,在学术评价中完全排除实践标准,我以为不妥,尤其在形势分析方面是如此。一个理论体系的发展和普及完全产生于社会实践的需要,其真伪,归根结底也是社会实践决定的,可能需要20年甚至更长。中短期的经济形势分析预测,要经受实践的直接检验,你预计的结果没有发生,你的模型再“高级”也没有用,你的成本再高(比如花了数十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美圆来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),但是没有计算灰色收入,就更加有问题,因为违反了“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”的经济学基本原理,这样的产品在规范的竞争性市场是,是买不出去的。

  现在中国经济学界就出现这样的“霸道”现象:你的预测对了,他说你“不规范。没学问,没根据”;他的预测错了,但是他的方法和研究过程是有“外国现代经济学的标准模型”根据的,无论结论离实际有多么远,或者根本就没有结论,也是“高层次研究成果”。

  “有根据”甚至有外国人的根据,并不能掩盖错误和不科学的事实。任何错误都是有根据的,否则就不会犯错误;相反许多有创造性的思想和判断,由于有天才的成分,往往是“根据不足”的,是违反正统理论教条,理论规范和标准模型的,是不同于大多数人的传统观念的,至少是不那么正规。排斥实践标准,根据教条立规矩自封“主流“,是一种学术教条和垄断。

  计划经济理论有教条,市场经济理论也有,其恶果正在表现出来,比如:掩盖中国真实情况特别是两极分化,掩盖重大危机隐患,这样,自己就违反了自己提倡的义“不讲道德搞实证”的学术规范。必须指出:这种“右翼经济学霸权”,并不是民间学术自由竟争的结果,它一方面得到了官方的纵容和支持,把经济学捧到一切学科之上,捧为中国的“神学”,一方面得到了国内外资本的大量赞助。

  要知道,根据标准模型进行大量计算和调查,是要花钱的,高成本的研究方法只能够靠金钱支持,难免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。如果发展下去,我们是不是可以说:国内外资本在以金钱的力量控制中国“右翼经济学界”,进行理论和政策误导呢?

  我在经济形势分析方面,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,进行低成本研究和通俗表达方法------不敢标榜自己道德高尚,主要是脑子苯,不善于搞人缘,拉赞助,不懂得“运作”的诀窍,特别是经常抨击腐败,因此得不到官方和国内外资本的青睐。但我绝不屈从于经济学霸权行为,无论是左翼霸权还是右翼霸权,也不会放弃自己独特的,低成本研究方法。

  我的研究方法是:以将标准模型和一般理论作为一种假说,与中国实际对比找出差距,然后进行自己的解释,并且进行大胆的推断和预测,并以实践加以检验。

  我在1994年预测人民币汇率可以稳定到本世纪末,1999年提出“造就跨世纪大牛市”,都已经得到了实践的证明。

  对于“灰色经济”即“寻租的租金”,有许多人(如荣敬本,何清链等)已经坚持研究了许多年。我在1998年按照“权力变资本”的研究,从商业资本,生产资本,金融资本,国际资本的历史与逻辑发展过程,实证出大约有30万亿的国民财富转移,相当于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。我因此得出结论:我国两极分化相当大,广大居民缺乏购买力,通货紧缩难以克服------实践证明是正确的。

  “黑经济”的主要部分是走私。走私的数额,可以拿海关查获的数字乘以5倍(估计查获率是20%)。1999年全国严厉打击走私,关税收入增加了800 亿人民币,这是平时逃税的数字。除以20%即4000亿人民币,折合300亿美圆。1999年打击走私的结果,是正式统计的进口增加了300亿美圆,但是实际的进口没有增加。

  因此统计数字显示出来的“净出口”即贸易顺差虽然下降,但是并不意味着外部需求的下降和国内需求的上升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仍然是外部需求,这个趋势会延续到2000年下半年。以后,经济能否继续增长就取决于内部需求。

  “黄经济”是指以“三陪”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性产业。根据各方面估计有500万三陪小姐,如果每人带动3个辅助就业,这是2000万“潜在就业”。每年约在5000亿(包括长期的“包二奶”)。这部分小费没有计入8%,但是他们的消费却计入了。假设“储蓄倾向”是50%,每年消费2500亿。这些人的“消费乘数”相当高,从BB 机,出租车,租房子,到高级服装化妆品,并带动医药和宾馆,旅游业,如果估计乘数为4,一年的消费额就是10000亿。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78000亿元,就是说,由“黄色经济”所带动的消费,竟然占到我国生产的13%!1999年初有人估计经济见底回升(如《经济研究第三期》樊纲的文章),我所在的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业有激烈争论,我的预计是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下降一个百分点,根据之一就是“三陪产业”已经饱和,1999年加强“扫黄”----实践证明是正确的。

  进一步分析:这每年大约5000亿人民币的小费,经过企业报销进入成本,所降低的利润又是多少?如果估计为70%,就是35000亿,大约相当于企业亏损数。

  就是说:我国企业以自己的亏损,养活了一个“性产业”!社会的腐败和企业交易成本之高,可见一斑。

  我的估计,是彻头彻尾“实证性”的,我并没有作出“好坏” 的价值判断。但是真正彻底的实证判断,价值取向自在其中。不信,有人不喜欢我这样的实证判断就是证明。正好比一个暴富者,你如果“实证”一下,他的财富是靠炒地皮,搞走私和三陪来的,他能够欢迎这样的实证吗?他宁可把财富分给你一部分,让你“实证”出他是搞高科技发的财。所以说,“实证”与价值判断,有密切的关系,只有站在为大多数人利益的正确立场上,才可能作出真正的实证,而那些自称“价值中立”,而在实际上回避对重大利益关系进行实证的人,只能说明他们自己并不中立。而是为那些不明不白的利益进行掩盖,以利于他们继续恶性发展,这些“价值中立”的实证主义者的个人利益,也就自在其中了。 

  最后,我以林肯的话结束我这篇“实证文章”:“你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欺骗所有人,你也可以在所有时期欺骗一部分人,但是,你不可能在所有时期欺骗所有的人”。